贵重的器皿

旧约篇章里，大卫的故事最让人生疑：为什么上帝如此偏爱这样一个常常软弱、陷入罪中的大卫？还有一个雅各，狡诈如是，可上帝对他的爱却是在他出生之前既已预表，不容分说。约瑟略微好些，虽然自矜优柔，但毕竟面对色诱，能够决绝地说一句：我怎能作大恶，得罪神呢？相对而言，使徒时代的基督徒样式，更符合我们的心意。彼得和保罗，尽管也有各自的软弱和“刺”，但毕竟一心一意地为主勇敢地站了出来，没有辜负那白得的恩典。

我承认，作为基督徒，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英雄主义”情结，多多少少有一些取悦上主之心。这种心态的表现之一，就是我们很喜欢用“属灵”（或曰灵命，英语为Spirituality）一词来评己度人。似乎，那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标尺：我们希望自己表现得更属灵，能够天天与上帝沐浴爱河；我们批评一些人不够属灵，总是被电影球赛饭局们分了心。

于是，牧师常常要被会友问及这样一个问题：“我如何可以成为属灵的人？”而尤金·毕德生——这位“牧者中的牧者”——的回答却是：忘掉“属灵”这两个字吧，好好爱你的丈夫，听起来如何？那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可是，询问者往往并不领会。毕德生在某次接受《今日基督教》采访时说到，基督徒最大的误会正在这里：他们认为必须以某种特有的姿态出现才能彰显他们的属灵；他们热衷追求和上帝之间的亲密之情，但却忽略了灵命的实质恰恰是那些最为平常的事物。

不论是在他四十五年的牧会生涯里，还是在他等身的创作中，尤金·毕德生都在努力传递这一关于生命真相的宝贵信息：“生命绝非由一些抽象的事物所砌成：诸如爱情和真理，罪恶和拯救，救赎和成圣；相反，生命乃是由许多有机的、个人的、特殊的细节链接在一起而成的。”

所以当他写大卫的时候（《跳过墙垣》），呈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生机勃勃的人，而不是某个隐在教诲和道理背后的符号。大卫之所以成为上帝眷爱的那个大卫，不在于他的敬拜和祷告，眼泪和诗篇；而在于他的角角屑屑都充满了上帝本身。凡人生皆是真实的相遇，我们无须假托一种属灵生活来表彰爱主之心，我们日常的爱情、友谊、危机、罪恶、苦难、恐惧都可以成为与神相交的平台。

同样的真实性也可以在先知耶利米的身上找到（《与马同跑》）。对耶利米而言，上帝的存在与否不是一件需要求证的事情；他也从来不试图去谈论神，或者解释神的行为，他只是活出一个有神的生命。在世人眼里，他的人生看似“苦大仇深”、不切实际；但毕德生却大赞耶利米的生活态度最为实际：因为耶利米相信人受造的目的就是要与神联合，若失去这种联合，人就是活在虚假中。——这就像上帝精密地为鸟类设计翅膀，因为它们特有的姿态正是为了飞翔。

这样的认知从根本上否定通常的以属灵和属世二分基督徒生活的认知。我们的信仰绝非要割裂我们的生命状态，我们诚然追求的绝非一种额外的、附加的宗教生活；恰恰相反，信仰本来就是生命的底色和骨髓。

特蕾莎修女说：“我吃鸡时，认真吃鸡；我祷告时，认真祷告。”吃鸡和祷告都是最实在的生活，没有属世和属灵之分。而毕德生牧师正是在他最为擅长的一系列旧约人物的品评解读之中，向我们展现了“认真吃鸡”和“认真祷告”的门徒生活。

下午朱丽叶姐妹在MSN上兴奋地告诉我，光怡的父母在河南收养成功，顺利的话可以在周末就将女孩带回——而那个女孩居然是个基督徒。

我从未见过生的光怡，第一次见到她的家人是在她的葬礼上——当时她的父母哭得稀里哗啦，而凭吊者也哗啦稀里。

后来小组的几个姐妹说要去她家探访，我们对她的父母都有很多担忧，然而也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是硬着头皮去的，过程却很亲切自然。神做事的方式似乎总是如此，每当我们鼓足勇气下定决心以为要付出一点什么，到头来发现自己收获的却更多。根本不必担心说什么，我们的在场已经是巨大的安慰，我们需要的只是借出耳朵（我想上帝造我们，一张嘴两只耳，然而我们常常能言却不善听，真是用错了地方和频率）。就在那次，光怡的父母说起收养小孩的打算。一来老俩口四目相对，日子委实难过；二来他们虽然不甚明白上帝种种，但是这一年受到许多弟兄姊妹的关爱，他们也很想把这爱传递出去，去照料那些更有需要的人。

第三次就是上周末，老俩口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光怡的爸爸在门口迎接我，脸上是一个大而真挚的微笑。收养的事情也颇有眉目了。似有许多“巧合”，他们果然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女孩，如他们所愿的，年龄较大（十二岁）；并且非常健康，且像死去的光怡一样热爱绘画——这是完全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更凑巧的是，这女孩其实刚到孤儿院不久，差不多是光怡病危的前后。他们所担心的，是他们已经退休，年龄偏大，不知道能否收养成功。

没想到，短短几天，就有了好消息，而且那个女孩还是信神的……

这一连串的“巧合”，让我不得不信神奇妙的意念，真是我们难以测透的。

光怡的病逝曾带给我很大的震撼和挑战。因为当时我们还在探访另一位患癌症的胡姊妹，且没多久她也病死了。两起死亡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信仰，发现自己的信仰里有着巨大的缺失——信心和盼望；这缺失的源头是我的骄傲，我用自己卑微的常识和软弱的想象力限制了上帝那不可测度的能力和想象力。

我没有想到，两个月前我带着苦闷去质问上帝，两个月后我（还有很多像我一样软弱的人）居然会从这个陌生人的死亡里得到了巨大的安慰，而且我深信这种安慰可以更深更广地传递出去。光怡父母的爱的传递，让我们每个人都跟着他们经历了神的美妙带领。每个听到的人都备受鼓舞和安慰，而目前我最想的，就是长假去温州的时候，把这个信息传递给胡姊妹的父母。

当然，我不能说这是光怡死亡的意义，因为当我们说意义的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一种孰重孰轻的比较里；而且不论万事如何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必须承认，在目前，我依旧无法就光怡的死亡本身感恩——我想对她的父母而言，这一点尤其真实。

死亡毕竟是死亡，苦难仍然是苦难。但是如果我们一味专注死亡，我们能看到的依旧是死亡。以前我很喜欢叶圣陶先生说的一句话：一口苦水胜于一盏白汤。现在自省，我的这种喜欢说白了，只不过成就了一个人文主义者自恋式的感伤和审美；而这种感伤和审美无法给人带来积极的盼望。

作为一个人，我永远无法为悲剧和死亡找到原因和意义——生死真的不是一个可以讨论辩明的事情；但是我实在感恩，因我们在经历生死的时候，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毕竟有神。

就像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很多事情是无法追问的。几年的教会生活多少教会了我这点。

前些日子我参加了一个年轻姊妹的葬礼，我们为她献诗唱歌、祝福祷告；可到了遗体告别的时候，亡者的老母嚎啕着紧紧拽住灵车不让工作人员推去火化。我忽然觉得我们之前所做的所说的不过恰恰应了那个英语单词“placebo”，而上帝种种之于那对刚刚决志受洗的双亲，更像是一贴安慰剂而不是安慰本身。不由想起杨腓力在《无语问上帝》里的那三个提问——上帝公平吗？上帝沉默吗？上帝隐藏了吗？然而，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不是杨腓力在书中为我们提供的那些答案，而是我自己，在做了几年的基督徒后，却为什么还是回到了这些最根本的纠结中？

我想，这还是和杨腓力有关。当我从乐问好辩跃进到好为人师地解答为什么时，心里难免沾沾自喜，似乎那标志着某个阶段的结束，我由此进入一个更成熟的生命。其实内心的怀疑依旧根深蒂固，只是我放弃了追问，选择了不辩。这，有几分像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说的：“……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这样接受死亡和苦难，也这样接受恩典和其他。——是杨腓力把为什么的问题再次抛在我面前，让我无从回避，也让我看到之前回避中的消极。

也许，一个在教会浸润越久的基督徒越能体会出为什么说杨腓力的三个问题是我们“不敢问出声”的问题，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活在一团和气的表象下，而且活得很习惯了。虽然我们的理解和感受总是难以超越自身，但我们却常常说着、做着自身难以理解和感受的话语和事情，因为我们害怕我们的表现“不属灵”，或者仅仅是显得和人“不一样”。——是杨腓力令我再次正视自己真实的生命状态，尊重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与其他基督徒的不同，也尊重别人作为一个个体表现出来的差异。

在《无语问上帝》里，杨腓力对苦难的解答固然让人耳目一新；但留给我更深印象的，不是答案本身，而是他在寻求答案的时候，从来没有轻看任何一个个例所面对的怀疑、争战和失望，也从不空泛地使用一些属灵的话语去安慰或者指责那些信心失落的人。——是杨腓力让我看到教会在处理个人伤痛的时候常常流于简单粗暴，帮助我把教会的态度和耶稣的态度进一步地区分开来。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杨腓力对理查德的这种 “体谅”，才促成了这本书的问世。《无语问上帝》写于二十年前，并不是杨腓力最成熟的作品，却已经显露出他最重要的特点来：真诚。这是每个作家必备的品质之一，却也是我们追求美善的灵性生活时常会忽略的。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的力量如何，我们的日子如何。

在书的最后，杨腓力特别感谢了理查德，并鼓励他永远不停止叩问，不放弃追寻。这种鼓励对我也一样真实。我从《无语》起开始认识杨腓力，从杨腓力更多的书中更深地认识自己。我渐渐开始学会无负担地面对真实的自己，接纳自己的有限和不完美，正视自己的切实需要，也允许自己偶尔还是要和神强强嘴。我也尝试更宽厚地接纳那些处在信仰不同阶段甚至完全不认识神的人，体谅他们的软弱和小信。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明白我们的信仰是如此真实、活泼，具有包容性，不论境遇如何，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怀着的始终都是赐平安的意念；而在这种平安里，怀疑和信心是可以并存的。